我说我也是。又问了一句：“你今年收了多少？”

这回隔了更久。大概有五六分钟。窗外有人在放烟花，砰的一声炸开，五颜六色的光透过窗帘映在对面的墙上，我的小屋被映得一明一暗的。手机屏幕在这种光线里显得格外暗淡，我看着它从一开始的秒读变成了一直没动静。然后他回了。

“我在打游戏。”

四个字。没有表情，没有标点，没有“等会儿聊”。就是陈述句。我在打游戏——意思是现在别打扰我。我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，窗外的烟花又炸了一轮，这次是红色的，把我的手机屏幕映得偏了色。我把手机合上，放在桌上，翻了个面，屏幕朝下。

外面的鞭炮还在响，噼里啪啦的，夹杂着小孩子的笑声和大人的吆喝。我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大了一点，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品演员正在说什么“大过年的”，观众笑得前仰后合。我看了一会儿，跟着笑了两声，然后站起来去厨房倒水。

出租屋的厨房是走廊尽头公用的，水泥地上结了一层薄冰，我穿着棉拖鞋走过去，脚底打滑差点摔了一跤。接水的时候水龙头发出吱吱的尖叫声，水柱断断续续的，像是管道也在过年放假。我端着搪瓷杯回到屋里，把杯子放在桌上，热气在台灯光线里袅袅升起。然后我坐下来继续看春晚。手机一直没再亮过。

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很幼稚的举动——把我俩的聊天记录从头翻了一遍。其实就那十来条，不到半分钟就翻完了，来来回回就那几句话：你好，在写作业，还行，三张，哦，不回，太远了，是的，我在打游戏。我在打游戏。最后那四个字像一道门，砰的一声在我面前关上了。

但我没有删他。我把手机放在床头，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枕头里。过了很久我又伸手摸过手机，翻开盖子，屏幕亮起来，我们的对话还停留在那一行。我用方向键一个一个跳回去，重新看了一遍，从“新年快乐”切换到“我在打游戏”。然后我把手机合上，屏幕咔哒一声，这次翻的是正面朝上。

年后我没有再主动找过他。

寒假作业还剩最后三张数学卷子，我花了两天把它们写完。物理练习册的力学那章也做完了，滑轮组的题我在草稿纸上画了整整一页受力分析图。窗台上那盆绿萝又长了新叶子，嫩绿的，很小，从旧叶子的缝隙里钻出来。巷子口那棵老槐树上的雪开始化了，雪水顺着枝干往下滴，滴在青石板上，砸出一个个小小的水坑。

大年初八，许念来找过我一次。她提了一袋她妈蒸的豆沙包，站在我出租屋门口，脸冻得通红，围巾裹住了半张脸。她说她妈觉得我一个人过年肯定没好好吃饭，让送点来。我知道她妈的原话大概不是这样，但我还是接过了那袋豆沙包。许念进了我房间，打量了一圈，说你这屋里比我家杂物间还小。我说小有什么不好，打扫起来省事。她看了看窗台上那盆绿萝，又看了看我摊在桌上的物理练习册，忽然问了句：“你加了他QQ没？”我没有问她“他”是谁。她还记得上次在厨房里分虾条的时候我提到过沈晏宁——那时她问我为什么总往四班门口多走两步，我说因为四班靠厕所近，她说不，因为四班有个人。我脸上那点心虚的神色大概从那时候起就没瞒过她。

“加了。”我把过年那天聊天的经过三两句带过，最后落在那句“我在打游戏”上。

许念坐在折叠床上，两条腿悬在床边晃来晃去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了句我至今都记得的话：“他不在意你。至少没有你在意他那么在意你。这种人你越贴上去，他越觉得你可有可无。”

我没说话。窗台上的绿萝被风吹得轻轻晃了一下，藤蔓扫过搪瓷杯的边缘。许念从折叠床上跳下来，拍了拍裤子上并不存在的灰，说走了，还要去给别的亲戚拜年。走到门口她又回头，用一种很平静的语气说了一句：“你也别太往心里去，男生打游戏的时候谁都不理，我爸打麻将的时候连我喊他都听不见。”她停了一下，把围巾往下拉了拉，露出下巴，“但初三下学期有中考，你别熬太晚。”

我靠在门框上笑了笑，说放心吧。她摆了摆手，消失在楼梯口。

开学前的最后一个晚上，我坐在书桌前整理书包。初三下学期的课表已经发下来了，多了两节晚自习，周六全天补课。我把笔袋里的笔一支一支检查了一遍，换掉两支没水的，削了三支新铅笔。翻到练习册扉页上陈屿写的那一行数字时，我停了一下，用笔在那串数字旁边画了一个很小的圈。这个圈不是句号，也不代表删去。就是一个标记，标记某年冬天有个女生鼓起勇气加了隔壁班男生的QQ，聊了几句话，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回应。然后寒假结束，中考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始了。我把练习册合上，塞进书包里。那盆绿萝在窗台上安静地垂着藤蔓，新的叶片在夜色里微微反光。巷子口湿漉漉的青石板路被路灯照得亮汪汪的，槐树枝上最后一点雪也化了。

手机又振了一下，是林蔓发来的短信：“明天开学，早饭摊见。别迟到。”我回了两个字：“一定。”然后关灯躺下。黑暗里我闭上眼睛，脑子里闪过那个戴草帽的动漫头像，他说“我在打游戏”。那四个字的语气是平淡的，没有恶意，但也没有温度。就是那种对不太熟的人才有的客气——不主动、不拒绝、不负责。他是这样一个侧影，而我记了好几个春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