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廷禧记事很早。

四岁那年冬天，北城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。他站在客厅的落地窗前，鼻尖贴着冰凉的玻璃，看庭院里的山茶树被积雪压弯了枝条。身后是父母压低了声音的争吵，瓷杯摔碎在大理石地面上的脆响，母亲的哭泣被门板隔在走廊另一端。他没有回头。玻璃上映出他自己的脸——一双黑沉沉的眼睛，安静得不像一个孩子。

那时候他还不知道“入赘”是什么意思。他只知道父亲在家里的地位和那些叔伯不一样。母亲和外公说话时父亲从不插嘴，家族聚餐时父亲永远坐在末席，逢年过节祭祖时父亲只能站在祠堂门槛外面，连一炷香都不许上手。后来他在一本旧字典里翻到了“赘”字，释义是“多余的，无用的”。他把那页纸折了个角，没有再翻开。

那年冬天回爷爷家，父亲第一次打了他，他就知道不会只有一次。

起因是一件很小的事。他在花园里挖蚯蚓，弄得满身泥巴，把新换的衬衫糟蹋得不成样子。父亲从书房窗口看见，冲出来夺过小铲子摔在地上，一巴掌扇得他耳朵嗡嗡作响。“你知不知道你外公今天要来？你这样子让别人怎么看我们家？”他跪在碎泥和蚯蚓中间没有哭。他只是仰起头，用那双黑沉沉的眼睛安静地看着父亲，像看一个陌生人。

后来他慢慢想明白了——父亲不是坏人，只是太窝囊了。一个入赘的女婿，在这座大宅里处处矮人一头，在外面受了气不敢发作，回家总要找个比自己更弱的对象发泄。而在这个家里，比父亲更弱的只有他。

他学会了观察。观察什么时候该躲、什么时候该沉默、什么时候该把自己变成一堵墙，让所有砸向他的东西都弹回去。他不再在客厅里玩耍，不再大声说话，学会了像一只壁虎一样贴着墙根走路，把自己的存在感压缩到最小。

五岁生日那天没人记得。母亲随外公去外地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，父亲在书房里喝了一整天的闷酒。保姆倒是给他下了一碗长寿面，卧了个荷包蛋，在围裙下头偷偷塞给他一辆巴掌大的铁皮小汽车。他吃完面，把玩具车揣在口袋里，自己走到院子里的山茶花树下，在树根旁挖了个坑，把车埋了进去。保姆隔着窗户看见，问他为什么。他说，藏起来，就不会被人拿走了。保姆背过身去擦围裙。他不明白她在擦什么。

那年夏天，父亲的情人找上门来。

那个女人挺着肚子站在陈家大门外，手里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。她在烈日下站了一整个下午，汗水把她廉价的连衣裙浸得透湿。管家去通报，母亲坐在客厅里喝茶，手里的瓷杯盖拨了又拨茶沫，许久没有说话。最后她放下杯子起身，走到大门口让人把那女人和孩子请进偏厅，给她倒了杯茶。

女人的表情他至今还记得——是那种准备好了被羞辱、被驱赶、被泼一脸茶，却忽然发现对方根本不按剧本走的茫然。母亲没有骂她，也没有哭，只是问她姓什么、哪里人、孩子几个月了。问完以后站起来，跟管家说送客，然后就走了。那个小男孩怯生生地躲在女人身后，手指含在嘴里，一双眼睛又大又圆，和父亲长得一模一样。

他站在楼梯拐角看到了这一幕。他的目光在那个小男孩脸上停了片刻，然后面无表情地转身上了楼。

他没有任何感觉。

这让他自己都觉得意外。他原以为自己会愤怒，会嫉妒，会觉得母亲被背叛了。但他心里什么都没有。像一块石头沉进了冬天的湖底，连水花都没溅起来。他想，也许他天生就是这样的人——对谁都亲近不起来，对什么都不抱期待。父亲在他心里早就是一个模糊的影子，不值得恨，不值得怨，不值得浪费任何情绪。

那之后他更加发狠地练格斗。练功房里沙袋被他打出一个凹陷，指节上的茧子磨破了又结，结了又磨。母亲给他请的拳师私下跟管家说，这孩子练得太凶了，不像强身健体，倒像在准备跟谁拼命。

六岁那年他开始去外公的书房旁听。

说是旁听，其实就是端个小板凳坐在角落里，不许出声，不许乱动，不许打瞌睡。那些进进出出的叔伯们看他的目光各有不同——大伯是审视，二叔是不屑，三叔是和善。三叔每次来都会拍拍他的头，塞给他一块巧克力或者一个从国外带回来的小玩意儿，说“小禧又长高了”。他是唯一一个会把陈廷禧叫“小禧”的人。

有一天晚上，陈爷爷在书房的檀木椅子里坐着，忽然问他：“你觉得你大伯和二叔，谁更聪明？”
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三叔。”

陈爷爷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笑了一声。那笑声很轻，像老猫在喉咙里咕噜了一下，听不出是满意还是别的什么。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只有三叔不问我问题。”

陈爷爷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让他把桌上的茶端过来。他踮着脚尖够到茶盘，两只手捧着茶盏稳稳当当地递过去，一滴都没有洒。他说的是实话——大伯和二叔每次来都会考他功课、问他将来想做什么、试探他对家族事务的态度，只有三叔从来不问。三叔只是偶尔带他去骑马，教他打枪，告诉他草原上的星空和城市里不一样。他不确定三叔是真的对他好，还是只是还没到需要利用他的时候。但他把这份不确定也收在心里，不对任何人说。

那年除夕祭祖，陈爷爷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一句：“廷禧这孩子，还是很不错的。”

伯娘的笑容僵在脸上，二叔夹菜的手停了一瞬。三叔坐在角落里慢慢地喝着酒，对这个评价毫不意外。他垂下目光，端起茶杯。杯口到了唇边，他越过杯沿看见伯娘用力掐了大伯一把，那只手上戴了三只戒指，在灯光下闪得刺眼。他抿了一小口茶，把那些目光通通关在茶面之下。

七岁那年冬天，陈廷禧第一次见到了血。

一个叛徒被按在祠堂的院子里，当着所有陈家小辈的面被处置。他站在人群最后面，个子太矮，只能从大人腿缝里看到一小片地面。他看见那个人跪在地上，嘴里塞着布发不出声音，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。然后他听见一声闷响，那个人倒下去，露出旁边站着的、面无表情的三叔。

他没有做噩梦。只是那晚回去以后，他把自己关在练功房里打了很久沙袋，打到两只手的指节全部破皮流血，筋疲力尽，才停下来。他蹲在墙脚喘气，低头看着自己血肉模糊的拳头。他想，他要比所有人都强。要强到不用给别人跪下，要强到可以决定别人的生死而不是被别人决定。可是更强还不够。他还要更冷——冷到能扣下扳机时不发抖，冷到看见一个人倒在地上时心里不起任何波澜。

九岁那年春天，他在放学路上被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堵在了巷子里。为首的男生是他同校的刺头，据说家里做点小生意，和陈家有生意上的过节。他们把陈廷禧推搡到墙角，问他是不是陈家那个入赘女婿生的儿子。他不说话。对方一拳打在他肚子上，他弯下腰干呕了两声，还是没有开口。他们就变本加厉地踢他，骂他是“拖油瓶的种”，说“你爸在陈家连条狗都不如”。

他一动不动地挨了所有的拳脚。然后他抬起头，用那双黑沉沉的眼睛看着为首的那个男生，说：“火气别那么大，你爸的店，上个月刚被查过一次。如果再被查一次，你们家应该可以排队去跳河了。”

那个男生的拳头悬在半空，脸色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