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二十七日，是戴知南的生日。

这一日他照常起了床，照常穿衣洗漱，照常坐到饭厅里喝粥吃包子，和每一天一模一样。没有人提起今天是他的生日。他也没有提。

在戴公馆，生日是不大讲究的。戴守正不过生日，柳眉何也不过，戴友伦的生日也只是默默吃一碗长寿面就过去了。戴知南来了三年，年年如此，他已经习惯了。只是今年心里头隐隐约约地存了一点盼望，又说不上在盼望什么。

早膳吃到一半，戴守正放下报纸，看了他一眼。

“今日九月二十七？”

戴知南握着调羹的手微微一顿。

“是。”

戴守正嗯了一声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，搁在桌上，推了过来。是一支钢笔，新的，笔杆是深红色的，笔夹是金色的，在晨光里亮闪闪的，比他用的那支旧笔不知好了多少倍。

“好好念书。”

就这四个字。

戴知南看着那支钢笔，愣了片刻，才伸出双手将它拿起来。笔沉甸甸的，比他的旧笔重了许多，笔杆光滑冰凉，握在手心里像握住了一小块冰。他旋开笔帽，笔尖是金色的，刻着几行洋文，看不太懂。他又把笔帽旋上了，抬起头来望着戴守正。

“谢谢爸爸。”

戴守正点了点头，重新拿起报纸，挡住了脸。

戴知南将那支钢笔小心地放进校服口袋里，忍不住又摸了摸。口袋鼓起来一小块，硬硬的，硌着他的胸口，硌得他心口发烫。

戴友伦坐在对面，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。他吃完了碗里的粥，放下调羹，拿起书包，站起身来。

“走吧。”

戴知南跟着他出了门，上了车。车子驶出铁门，拐上霞飞路。九月底的上海，秋意刚刚探出头来，梧桐叶子还绿着，只在边缘染了一圈淡淡的黄。街上的行人换上了长袖衣衫，黄包车夫的脖子上搭着一条白毛巾，跑起来的时候毛巾在风里飘着。

戴知南坐在车上，一直在摸口袋里的那支钢笔。摸了一遍又一遍，像是要确认它还在。

戴友伦看着窗外，忽然开口了。

“别摸了，摸不坏也摸不好。”

戴知南的手缩了回来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“我就是看看还在不在。”

“在不在你心里没数？”

戴知南被他说得哑口无言，把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，不敢再动了。可他的眼睛还是时不时地往口袋上瞟一眼，像是在看一个藏不住的秘密。

车子先到了培德中学门口。戴知南拉开车门跳了下去，转身朝戴友伦挥了挥手。

“哥哥再见！”

戴友伦嗯了一声，没有看他。戴知南也不在意，关上车门，蹦蹦跳跳地跑进了校门。他跑到教室里坐下，第一件事不是掏出课本，而是从口袋里取出那支钢笔，放在桌上，端端正正地摆在课本旁边。

周瑞安凑了过来。

“哟，新笔？你爸送的？”

戴知南点了点头，嘴角翘得老高。

“我今日生日。”

周瑞安愣了一下，随即哎呀一声叫了出来。

“你怎么不早说！我什么都没准备！”

戴知南连忙摆手。

“不用准备什么。你跟我说一声‘生辰快乐’就行了。”

周瑞安便认认真真地说了句“生辰快乐”，说完觉得太单薄了，又补了一句“祝你长命百岁，年年考第一”。戴知南被他逗笑了，笑了好一会儿才停下来。

一天的课照常上。戴知南用那支新钢笔写了一天作业，笔尖顺滑极了，比他现在用的那支旧笔好写许多。可他心里头，那支旧笔的地位却一点也没有动摇。那是哥哥用过的笔，哥哥给了爸爸，爸爸又给了他。那支笔上留着哥哥手指握过的痕迹，虽然早就磨没了，可他总觉得还在。

放学铃响的时候，戴知南收拾好书包，照例往校门口走。走到门口，他习惯性地往那棵梧桐树下看了一眼。

戴友伦站在那里。

和平时一样，靠在车门上，目光落在大门口。可和平时不同的是，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——一个纸包，不大，用牛皮纸包着，外面系着一根白色的棉线。

戴知南走过去。

“哥哥。”

戴友伦将那个纸包递了过来。

“给你的。”

戴知南接过纸包，没有立刻拆开，抬头看着戴友伦。戴友伦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和平时一模一样，淡淡的，疏疏的。可戴知南注意到，他的耳朵尖微微泛着一点红——那一小片红藏在校服领子上方的头发后面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

“上车再拆。”戴友伦说完便拉开车门，先上了车。

戴知南捧着纸包上了车，坐在戴友伦旁边。车子缓缓驶离校门口，拐上了霞飞路。他低下头，拆开棉线，剥开牛皮纸。

里头是一个盒子。

深蓝色的绒面盒子，不大，比他的手掌大不了多少。他打开盒盖，里头衬着白色的丝绒，丝绒上躺着一枚银质的领带夹。

领带夹不大，做工却很精致。正面刻着一朵小小的兰花，花瓣纤细舒展，花茎修长挺拔。兰花的旁边刻着两个极小的字——“知南”。那两个字刻得细极了，像是用针尖一笔一笔雕出来的，笔画虽细，却端端正正，清清楚楚。

戴知南捧着那个盒子，一动不动。

“哥哥，这是……给我的？”

戴友伦望着窗外。

“嗯。”

“上面刻着我的名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去刻的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