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日过后，日子又恢复了从前的节奏。

戴知南每日戴着那枚银兰花领带夹去上学，回来摘下来用手帕包好，放在枕头底下，第二天早上再别上。柳眉何笑他，说一枚领带夹被他伺候得比皇帝还金贵。他也不辩驳，只是笑，笑完了照旧摘下来用手帕包好，放在枕头底下。

周瑞安倒是注意到了那枚领带夹，凑过来看了又看，啧啧称奇。

“这上头刻的是你的名字？谁送的？你爸爸？”

戴知南摇了摇头。

“我哥哥。”

周瑞安瞪大了眼睛，像是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消息。

“你哥哥？就是你天天在校门口等你的那个？他给你送这个？”

戴知南点了点头。周瑞安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，最后只说了句“你哥哥真有钱”，便低头继续写作业了。戴知南觉得他话里有话，可也没有追问。

十月的上海，秋天是真的来了。

霞飞路上的梧桐叶子一天比一天黄，风一吹便哗啦啦地往下落，铺了一地，踩上去沙沙的响。戴知南穿着薄夹衫走在路上，偶尔有一片叶子落在肩上，他也不掸，就那么让它待着，走到校门口才轻轻拂去。

这一日放学，戴友伦照例在梧桐树下等他。

戴知南跑过去，刚要上车，戴友伦却伸手拦住了他。

“今日不坐车。”

戴知南愣了一下。

“不坐车？怎么回去？”

“走回去。”戴友伦对老刘摆了摆手，老刘点了点头，开着车先走了。戴知南背着书包站在路边，看着那辆黑色轿车汇入车流，又转过头来看着戴友伦，一脸不解。

“哥哥，为什么要走回去？”

戴友伦已经迈开了步子。

“天气好，走走。”

戴知南只好跟了上去。两个人沿着霞飞路的人行道往西走，和汽车走的是同一条路，可速度慢了许多。街上的风景便也跟着慢了下来——从前坐在车里一晃而过的店铺、招牌、行人，如今一样一样地在眼前展开了，像一幅被缓缓拉开的画卷。

他们经过一家西药房，橱窗里摆着各式各样的药瓶和医疗器械，白森森的灯光照着，冷冷清清的。经过一家南货店，门口挂着火腿和腊肉，空气里弥漫着咸香的气味。经过一家咖啡馆，玻璃窗后面坐着几个红头发的洋人，手里端着咖啡杯，正低声说着什么。

戴知南一路走一路看，眼睛不够用似的，脑袋转来转去。

“哥哥，你走过这条路吗？”

戴友伦走在他旁边，步子不快不慢。

“走过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像你这么大的时候。父亲带我走过。”

戴知南想象了一下十岁的戴友伦走在这条路上的样子，觉得一定和现在很不一样。那时候的戴友伦大概还没有现在这么高，肩膀还没有现在这么宽，脸上的表情大概也是淡淡的、疏疏的，和现在一样。

有些人好像从小就不会笑，他想。

经过那家银楼的时候，戴知南停下了脚步。

他就是在这家银楼的橱窗前看见了那枚兰花领带夹，看了一路，什么也没说，走了。然后戴友伦记住了，在他生日的时候送给了他。

他站在橱窗前，往里头望了望。玻璃柜里摆着各式各样的银器，有手镯、有戒指、有领带夹、有袖扣，在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。他看了几秒钟，转过头来，发现戴友伦也停下了脚步，正站在他身后，顺着他的目光往橱窗里看着。

“还想要什么？”戴友伦问。

戴知南摇了摇头。

“不要了。已经有了。”

他说的是实话。手腕上有银镯子，领口上有银兰花，口袋里还有一支用了三年、笔杆都磨得发亮的旧钢笔。他觉得自己的东西已经够多了，多到有些装不下。

戴友伦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什么，迈步继续往前走。戴知南跟在后面，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着，中间隔着一两步的距离。街上的行人在他们身边来来往往，黄包车丁零丁零地响着铃铛从他们身边驶过。

走到霞飞路和迈尔西爱路交叉口的时候，戴友伦忽然停了下来。

“吃不吃冰淇淋？”

戴知南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“什么？”

戴友伦朝街角一指。那里有一家小小的冷饮店，门面不大，招牌上写着“沙利文”三个字，橱窗里贴着花花绿绿的广告画，画着冒着冷气的冰淇淋和汽水。

“沙利文，上海最好的冰淇淋。”戴友伦说完便朝那家店走了过去，也不等戴知南回答。

戴知南连忙跟上去，推开了玻璃门。

店里头不大，摆着五六张小圆桌，桌上铺着白台布，每张桌上放着一只小花瓶，插着一朵绢做的玫瑰。靠墙有一排高脚凳，是给吃冰淇淋的客人坐的。店里没什么人，只有一个穿着白制服的侍者站在柜台后面，见他们进来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
戴友伦走到柜台前，看也不看菜单。

“两份香草冰淇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