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家的生意，是从那年秋天开始腾飞的。

戴守正早年做的是进出口贸易，代理英国的纺织机械和美国的石油制品，生意不大不小，在上海滩排不上号，却也殷实。那年他搭上了一个南京来的官员，拿下了几笔政府订单，利润翻了几番。又趁着上海地价上涨的东风，在虹口和闸北买了几块地皮，转手一卖，赚了之前十年的钱。

人一旦顺了，什么都是顺的。

戴守正接着又开了两家厂，一家纺织厂，一家面粉厂，生意好得忙不过来。他一个人顾不了这许多，便把周淑明也拉进了生意里。周淑明出身商贾之家，年轻时帮着家里管过账，算盘打得比账房先生还快，如今重操旧业，倒是如鱼得水。

柳眉何也没闲着。她识字，能写会算，性子又沉稳，戴守正便让她管着两家厂的账目。她每日早出晚归，和从前那个整日坐在窗前做针线的女人判若两人，脸上的气色反而比从前好了许多，像是找到了自己该站的位置。

于是，戴公馆便空了。

戴守正常常应酬到深夜才回来，周淑明和柳眉何也是早出晚归，有时候一连好几天，一家五口都凑不齐一顿饭。戴知南和戴友伦像是被遗忘在城堡里的两个王子，各自上学，各自回家，各自吃饭，各自睡觉。

戴知南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好。他大了，十二岁的少年不需要人时时看着。功课自己能做，饭有人端上来，衣裳有人洗，日子照常过，只是饭桌上的碗筷从五副变成了两副——有时候一副，因为戴友伦常常在书房里吃，不与他一道。

他和戴友伦独处的时间，反而比从前更多了——虽然这“独处”中间隔着东跨院和主楼之间的那条青砖小路。

每日傍晚，戴友伦依旧在校门口等他。两个人一起坐车回家，一起进门，然后一个往东跨院走，一个往主楼走，各做各的事。晚饭偶尔一起吃，偶尔不一起吃，说不准。周末的时候，戴知南还是会去东跨院，坐在书房里看书，有时候和戴友伦说几句话，有时候一句话也不说，就那么安静地待着。

日子和从前一样。又和从前不一样。

戴友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对的，他自己也说不清。

也许是那个秋天的傍晚，他在校门口等戴知南放学，看见他从校门里跑出来的样子。十二岁的少年，穿着一身藏青色的校服，跑到他跟前的时候微微喘着气，脸颊泛着淡淡的红，眼睛亮得像两颗浸了水的黑葡萄。那一刻他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从胸口涌上来，堵在喉咙里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。

他以前觉得戴知南好看。六岁的时候觉得他像一只怯生生的小猫，九岁的时候觉得他像一朵被雨淋湿的栀子花，十二岁的时候——

十二岁的时候，他忽然不敢看他的脸了。

那之后，戴友伦开始刻意地和戴知南保持距离。不是疏远，是保持距离。从前戴知南凑过来的时候他不动，如今他往旁边让一让。从前戴知南靠在他肩膀上看书他不在意，如今他会在戴知南靠过来的前一秒站起身，去倒一杯水。一两次是巧合，多了便不是了。

戴知南感觉到了，可他没有问。他以为哥哥是功课太忙了，心情不好，或者是青春期的脾气还没有过去。他想着，等一等就好了，哥哥对他从来都是这样——忽冷忽热，若即若离，从小就是。他习惯了。

习惯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比喜欢更可怕。

喜欢会让你疼，习惯不会。

这一日周末，戴知南照例去了东跨院。

他推开书房的门，戴友伦正坐在书桌前看书。午后三点的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，将他的侧脸镀上一层淡金色，高挺的鼻梁在脸颊上投下一小片阴影。他的睫毛很长——戴知南从前没有注意过，今日阳光正好，将每一根睫毛都照得清清楚楚。

“哥哥。”

戴友伦从书上抬起头来，看了他一眼，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瞬，便移开了。

“来了？”

戴知南嗯了一声，走到书架前取了一本书，坐到窗边的椅子上。他翻了两页，便看不下去了——不是书不好看，是他在想别的事情。他合上书，抬起头看着戴友伦。

“哥哥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”

戴友伦的手在书页上顿了一下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骗人。”戴知南的声音不大，语气却笃定，“你每次有心事的时候，翻书的速度会比平时慢。你平时一页看一分钟，现在一页看三分钟。”

戴友伦的手指在书页上轻轻叩了两下，叩得很轻，像是在犹豫什么。沉默了半晌，他放下书，看着戴知南的眼睛，像是想从那双黑亮亮的眼睛里找到什么东西。

“知南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他张了张嘴，说了个“你”字，便停住了。戴知南等了一会儿，不见下文，歪了歪脑袋。“我怎么了？”

戴友伦的手指在膝盖上攥了一下，拧成一个小小的拳头，指节泛白。他张了张嘴，又闭上，像是在和自己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仗。三秒钟后，他松开拳头，垂下眼睛。

“没事。”

戴知南看着他，沉默了几秒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