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盛青昏迷的一百五十一天。上海的气温断崖式下跌，冬天以一种不容商量的姿态突然降临。医院花园里的梧桐叶几乎一夜落尽，只剩下光秃的枝桠刺向灰白的天空。风很冷，带着黄浦江的湿气，吹在脸上像细小的刀片。

沈玉松的生活进入了一种诡异的常态。他像一台精密设置的仪器，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：六点起床，护理，七点鼻饲，八点医生查房，九点康复训练，十一点读两小时书，下午按摩、翻身，天气好时推林盛青去楼下晒半小时太阳。那人坐在轮椅上也是闭着眼睛，阳光落在脸上，脸色看起来会好一点。公司的事他也没有放下，每天早上处理两小时邮件，每周去公司开一次会，每次不超过三小时。他瘦得脱了形，西装穿在身上空荡荡的，眼神却越来越锐利，像淬过火的刀。那百分之十五市场占有率的赌约，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，包括沈文从。沈玉松不在乎。他需要这个目标，需要这种濒临绝境的压迫感，需要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来证明自己还活着，还能战斗。

下午两点，手机响了。沈文从的声音很沉，说查到一些事，见面谈。沈玉松说我在医院，您过来吧。

半小时后沈文从出现在病房门口。他老了很多，鬓边的白发蔓延到了两鬓，眼角的皱纹深得能夹住东西。父子俩没有在病房里谈，去了楼下的花园。冬日的花园很萧瑟，长椅上落满了枯叶，喷水池已经停了，池底积着一层浑浊的水。沈玉松点了支烟。他最近开始抽烟，不常抽，压力大的时候来一支。白色的烟雾在冷空气里很快散开。

“说吧。”

沈文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，翻开。他说托人查了瑞士那边的记录，沈佑安过海关时行李经过X光检查，记录显示有一个金属物品，形状和打火机吻合。他又找了老朋友重新调看事故现场的勘察报告，报告里提到，在距离撞击点几米远的人行道上发现了一个银色金属物品，被雨水浸泡过，被路人踩过，没有提取到有效指纹，当时没有作为证据收录。那个金属物品后来去了哪里，不知道。可能是被清洁工扫走了，也可能是被谁捡走了。

沈玉松闭上眼睛。冷风吹在脸上，刺骨的凉。

“玉松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们没有证据。也许打火机是盛青自己不小心掉的，也许佑安只是捡到了。”沈文从的声音很艰难。

“然后带着它去了瑞士？”沈玉松睁开眼睛，“爸，您自己信吗？”

沈文从不说话了。他看着自己布满老人斑的手背，那双曾经能撑起整个沈氏集团的手，此刻微微颤抖。

“我查了那天酒店的监控。佑安开的房间，十二楼。监控显示，下午三点零二分盛青进入房间。三点四十七分他跑出来，神色慌张。三分钟后佑安追出来。”沈玉松的声音很平静，每个字都像冰锥，“从进房间到跑出来，四十五分钟。如果只是说了几句过分的话，需要四十五分钟吗？”

“玉松……”

“爸，您知道盛青怕火。他父母死在火灾里，他看到火就会发抖，喘不上气。如果那天佑安用打火机吓他，如果——”

他说不下去了。那个画面太残忍，残忍到他无法完整地想象。

沈文从猛地抬起头，眼睛红了：“佑安不会的！他是你弟弟，他就算再嫉妒，再不懂事，也不会——”

“不会什么？”沈玉松看着他，眼神里有种近乎残忍的清醒，“不会伤害人吗？小时候我生病，需要骨髓移植，佑安配型成功但不愿意捐。您和妈求了他很久，他才勉强同意。那时候他才十四岁，就已经懂得用救哥哥来换取他想要的东西。那台限量版吉他，您还记得吗。”

沈文从的脸色瞬间苍白。这件事他一直刻意忘记，好像忘记了，就能证明小儿子本质是善良的。

“人是会变的，爸。尤其是在他觉得不公平的时候。”沈玉松把烟掐灭在长椅扶手上，站起身，“我需要见佑安。”

“玉松！”

“不是质问，是问清楚。我需要知道真相。为了盛青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我自己能继续往前走。”

“你会原谅他吗。”沈文从的声音很轻。

沈玉松抬头看着灰白的天空，很久才说：“我不知道。但有一件事我知道——我没有资格替盛青原谅任何人。”他转身走向住院楼，背影在冬日的寒风里格外单薄，也格外决绝。

三天后，沈玉松订了飞往苏黎世的机票。走之前他把林盛青托付给了周小雨和特护护士。少年郑重地保证，会每天来陪林哥哥，记录所有数据，有任何变化马上打电话。

“沈哥哥，您是要去见佑安哥哥吗。”周小雨问。

沈玉松愣了一下：“你怎么知道。”

“我听见您和沈叔叔打电话。”周小雨低下头，犹豫了一下，“如果您见到佑安哥哥，能帮我带句话吗。告诉他，林哥哥的手指最近会动了。虽然很轻微，医生说可能只是肌肉痉挛，但我觉得林哥哥在努力。让佑安哥哥也不要放弃。”

沈玉松的喉咙发紧。他蹲下来，与少年平视：“小雨，你为什么对佑安这么好。他可能做了很坏的事。”

“因为他是您的弟弟啊。而且，如果一个人做了错事，没有人给他机会改正，那他不是永远都只能当坏人了吗。”

沈玉松怔住了。这个从死亡线上回来的孩子，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救赎的意义。“好，我会告诉他。”

飞机在傍晚起飞。沈玉松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看着地面越来越远，城市的灯火缩成微小的光点，然后被云层吞没。他想起一年多前，林盛青刚来沈家。那时候一切都还充满希望——他的病有救了，家里多了个人，虽然陌生，但至少完整。现在一个躺在医院不知何时能醒，一个在异国他乡不知如何面对。命运真是最讽刺的编剧。

十一个小时的飞行，他几乎没有睡。打开笔记本电脑处理了一些工作邮件，然后又打开一个加密文件夹。里面是他最近收集的资料，关于植物人、安乐死、尊严死的法律条文和医学案例。这些资料他看了很多遍，每个字都刻在心里。他不敢告诉任何人，包括父亲。他知道这个念头太危险，太疯狂，但他控制不住自己去想——如果盛青永远醒不过来呢？如果这种“活着”只是机器的维持，只是□□的苟延残喘？团团那么爱自由，那么渴望好好活着，他会愿意这样活着吗。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他不敢深想。

飞机在苏黎世当地时间早上六点降落。天色暗着，机场灯火通明，人流穿梭。沈玉松只背了一个简单的双肩包，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和那个装着林盛青物品的盒子。他打了车，直接去沈佑安的学校，在卢塞恩湖边，需要两小时车程。一路上他看着窗外掠过的风景——整洁的街道，古老的建筑，宁静的湖面，远方的雪山。很美，像明信片上的画。他无心欣赏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见到佑安，问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也不知道。

学校坐落在山坡上，俯瞰整个湖面。沈玉松在门卫处登记后，被指引到一栋红砖建筑前。正是上课时间，校园里很安静，偶尔有学生抱着书本匆匆走过。他在宿舍楼下等了二十分钟，终于看见沈佑安从里面走出来。

沈佑安也瘦了，瘦得厉害。本该是蓬勃生长的年纪，此刻像被抽干了水分，脸色苍白，眼窝深陷。他抱着几本书，低着头走路，直到沈玉松走到面前，才茫然地抬起头。然后他的表情凝固了，手里的书掉在地上，啪的一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