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晚吟回到出租屋的时候，已经快晚上十点了。

水管暂时用胶带缠了几圈，勉强不漏了。房东王姐是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妇女，拎着桶站在厨房门口，嘴里念叨着“明天就找人来修”，目光却一直往沈晚吟脸上瞟。

“小沈啊，今天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沈晚吟笑了笑，“改了个图纸，甲方催得急。”

王姐将信将疑地走了。

出租屋安静下来。

这是一间三十来平的单身公寓，家具是房东留下的老式实木款，笨重但不难看。茶几上堆着几本建筑结构规范，沙发上扔着一件还没来得及叠的卫衣，厨房台面上摆着半袋挂面和一瓶老干妈。

很普通的、一个人在异乡生活的样子。

沈晚吟换上拖鞋，把工装脱下来挂在门后，然后走进卧室。

卧室很小，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，就没剩什么空间了。书桌上摞着一沓注册结构工程师的复习资料，台灯是那种老式夹子灯，灯罩上落了一层灰。

她拉开书桌最下面的抽屉。

抽屉里放着一个铁盒。

铁盒是那种装饼干的旧盒子，红色的漆面已经斑驳了，边角生了锈，盖子不太好盖，需要用点力才能按下去。

她打开它。

里面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：高中毕业照、几支用完了的笔芯、一张红色的公交车卡、一小截断掉的发绳、几张工地食堂的饭票——上面的日期还是七年前的，字迹已经模糊了。

还有一本同学录。

同学录的封面是浅蓝色的，印着“青春不散场”四个字，烫金已经褪得差不多了，只隐约看出轮廓。

她翻开第一页，是自己的照片。贴得歪歪扭扭的，胶水干了之后翘起一个角。照片里的女孩扎着低马尾，穿着蓝白校服，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。那时的眼睛是亮的，亮得像装了一整个银河。

她把那一页翻过去。

后面是一页一页的同学留言，字迹或工整或潦草，内容大同小异：前程似锦、友谊长存、别忘了我、以后发达了别忘了老同学。

她翻到倒数第三页。

那一页和其他页不一样。

没有贴大头贴，没有画花哨的边框，没有写QQ号。

只有一行字。

墨水是黑色的，钢笔写的，笔锋很漂亮，横平竖直，像是练过字。字不多，但沈晚吟看到的那一瞬，手指就顿住了。

那行字写着——

“你是我的结构力，撑起了我曾坍塌的整个世界。”

落款：顾昼。

后面没有多余的话，没有“祝你幸福”，没有“常联系”，没有“再见”。

就这一句。

沈晚吟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。墨水渗进纸张的纤维里，十年了，一点都没褪色，还是那么黑，那么用力，像是写字的人把钢笔尖扎进纸里，把每一个笔画都刻了进去。

她忽然想起高三那年冬天，有一次她感冒发烧，趴在桌上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，身上披着一件校服，桌角放着一杯温水和两颗白色的药片。她回过头。顾昼低着头在写卷子，表情和平时一样，淡淡的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但她注意到，他写字的右手无名指上，贴着一个创可贴。

后来她才知道，他那天晚上跑出去买药，药店关门了，他骑车去了三条街之外的另一家，回来的路上摔了一跤，手指擦破了皮。他一个字都没提过。

就像他从来不说“谢谢”她给的糖。就像他从来不说“你别怕”。就像他从来不说“我在”。

但他做的每一件事，都在说。

沈晚吟用手指轻轻摩挲着那行字。

她闭上眼睛。

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上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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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高二。

文理分科之后的第一个学期，沈晚吟从普通班被调到重点班。她是县城来的孩子，中考成绩全县第三，但重点班里的同学大多来自北城市区，从小上补习班、参加竞赛、拿各种奖状。

她什么都没有。

第一次月考，全班四十二个人，她考了第三十九名。

班主任把她叫到办公室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沈晚吟，你要加油啊，重点班的名额不是用来垫底的。”

她没哭。回到教室的时候，大家都在午休。她低着头走到自己的座位，发现桌上多了一盒牛奶和一包奥利奥。牛奶盒上贴着一张便利贴，写着：“吃点甜的，脑子转得快。”

字迹很好看，好看得不像是男生写的。

她转过头。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，顾昼正趴在桌上睡觉。阳光落在他侧脸上，睫毛很长，微微卷着，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。他的呼吸很轻，胸口均匀地起伏着，手里还握着一支笔，像是写着写着就睡着了。

后来她才知道，那是顾昼第一次注意她。

不是因为成绩差。是因为月考成绩出来的那天下午，她一个人在操场上跑了十圈。跑得不快，但一步都没停。跑到最后一圈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操场的灯亮了，她把校服外套系在腰上，汗湿的头发贴在脸侧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

顾昼站在教学楼三楼的走廊上，靠着栏杆，喝着一盒冰红茶。

他看了她很久。久到冰红茶喝完了，手指把盒子捏得变了形，也没挪开眼睛。

后来他跟她说过一次。那天晚上他们没说话，隔着整栋教学楼，他在东边走廊，她在西边操场。灯光把他照得很亮，他的轮廓在夜色里边缘分明，像一幅剪纸。

他说：“我当时想，这个人，不会倒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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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那以后，他们就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。

不是朋友。不太像。

他会把自己的笔记悄悄塞进她的书包，每一页都写得工工整整，重点用红笔标注，易错点用蓝笔圈出来，公式用荧光笔画框，最后还会附一句“别怕，这张不难”。那些笔记她到现在都没扔，和铁盒放在一起，纸张已经发黄了，但字迹还是清楚的。

她会在早读之前偷偷往他桌上放一颗薄荷糖。有时候他到得早，就假装没看到那颗糖，等她把糖放在桌上、转身走回座位之后，才伸手把它攥进手心，放到校服口袋里。口袋里的糖越积越多，有几颗被洗衣机洗化了，黏在布料上，洗也洗不掉。他也不扔。就那样放着。两颗糖黏在一起，硬邦邦的，颜色变成暗绿色，看起来像两块琥珀。

有一次，沈晚吟去办公室抱作业本，路过他的座位，看到他敞开的书包里有一沓试卷，试卷上密密麻麻全是批注。最上面那张试卷的空白处，用铅笔写着很小的两个字。

“晚吟。”

铅笔写的，字迹很轻，像是无意识间写下的，写完又觉得不妥，想擦掉，但橡皮在抽屉里，就那样留着了。

沈晚吟看到了。她假装没看到。但那天晚上，她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把那两个字在心里念了一百多遍。晚吟。晚吟。晚吟。念到最后，她把被子蒙在头上，耳朵烫得像要烧起来，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

那年她十七岁。不知道什么是喜欢，只知道一个人出现在你心里之后，就再也赶不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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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三那年，他们成了前后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