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八岁那年，阿爹看我识字够多了，开始认真教我读书了。

说是认真，其实也不全是。阿爹白天要在私塾教书，还要经营两个铺子的生意，能匀出来教我的时间有限。他教完了《千字文》，又教了《诗经》里的几篇，零零散散地讲了些四书五经的章句，便没了精力。

“昌堂，剩下的你自己看吧。”阿爹把他的书房钥匙给了我一把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，“看不懂的来问我。”

阿爹的书房不大，靠墙两排书架，满满当当地塞着书。有些书页已经泛黄发脆，边角卷起来，一看就是翻了很多遍的，有些书还比较新，是阿爹省吃俭用攒钱买的。

我爱极了那个书房。

小时候阿娘抱我在怀里，指着墙上的字教我认，那时候只觉得黑字白纸，枯燥无味。如今自己能读书了，才发觉书里藏着一个多大的世界。

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这些上辈子只在课本上学过片段的典籍，这辈子终于有了大把时间通读。虽然繁体竖排、没有标点的古书读起来费眼睛，但习惯就好了。

我搬个小凳子坐在书架前，一本一本地抽出来看。

阿爹的书不算多，但杂。除了四书五经这些正经书，还有《山海经》《酉阳杂俎》这类志怪笔记，甚至还有几本医书和农书。我什么都看，看得懂的就细读，看不懂的就囫囵吞枣翻过去。

阿爹起初还担心我看不懂，时不时来抽查两句。后来发现我不但看得懂，还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，他就不再问了，只是偶尔叹一口气。

不能科举，读再多书又有什么用呢？

我倒是不在意，我对八股文不感兴趣，也不懂朝政。没有学业压力的话读书本身就有趣，不是为了什么用处。

阿娘跟阿爹不一样。阿娘识字不多，但她也识得几个字，能勉强写信。她自己没读过什么书，却从来不拦着我读书，反而常对阿爹说：“昌堂爱看书就让她看，总比出去疯跑强。”

“疯跑”这个词用在我身上，确实不算冤枉。

万幸的是，阿娘不是那种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妇人。

她自己虽没什么才学，却很看重孩子们的学业。陈安之在私塾读书，每次考试的名次她都要问，我跟着阿爹读书，她也时不时凑过来看看。

有一回我在书房看《诗经》，正读到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，阿娘端着一碗绿豆汤进来，探头看了一眼我的书。

“这念什么？”她指着“雎”字问。

“jū。”

“关关雎鸠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想了想，用大白话给她解释：“就是河洲上有一对水鸟，关关地叫着。”

阿娘点点头，又问了一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：“那这书念了有什么用？”

我说不上来。

阿娘也没追问，放下绿豆汤走了。走了两步又折返回来，说：“那个‘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’，我在戏文里听过。”

“嗯，就是这首诗里的。”

阿娘若有所思地“哦”了一声，看着我喝绿豆汤，忽然说了句：“昌堂，你以后要是能找一个读书人嫁了，也不错。”

我有些厌烦总是出现嫁人这个话题，明明我才九岁，我想了想没多说什么。

阿娘对读书人的好感，大概全来自阿爹。虽然阿爹只是个教书先生，但在她眼里，已经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了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种诡异的直觉告诉我，我不会一直陪伴在家人身边。

从此以后，闲暇时我会教阿娘读书识字，还教她各种算数，她记性还行，日常的写信和算数她都会了。

我等阿爹和大哥出门后常带着阿娘在镇子附近到处晃悠，有时候划船去苏州城里逛逛，我想去阿爹经营的酒楼里看看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阿娘总不带我去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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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岁那年，阿娘开始教我织布刺绣。

镇上的女孩子，到了十岁左右都要开始学女红。不是家里逼的，是风气使然。你到了年纪还不会做针线，说出去不好听，将来找婆家也被人挑剔。

阿娘说：“我也不指望你绣出个花儿来，但总得会点，以后自己的衣裳破了能缝，这就够了。”

我心想，缝衣服我会啊，但刺绣是真没碰过。

阿娘先教我织布。

陈家有一台老织布机，据说是阿娘的嫁妆之一。那台织布机看起来很大、很笨重，木头的架子已经被岁月磨得光滑油亮，梭子在经线间穿梭的时候会发出“咔嗒咔嗒”的声响，听起来很解压。

织布这门手艺，说简单也简单，说难也难。简单的是动作，右手投梭，左手接梭，然后踩踏板，再重复。难的是耐心，织一匹布要成千上万次重复这个动作，没有耐心的人坐不住。

我意外地发现自己还挺喜欢织布的。

那种“咔嗒咔嗒”的声音，那种双手配合的节奏感，那种看着一条条线慢慢变成一整匹布的成就感，我想起了上辈子玩过的一种叫“编织”的手工。虽然技术含量完全不同，但那种沉浸其中的状态是一样的。

阿娘看我学得快，挺高兴：“你这手，比绣花强。”

说到绣花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我真的不行。

阿娘给我一块白绢，让我照着花样绣朵牡丹。我穿好绣线，认认真真地一针一针刺下去。绣了半个时辰，拿起来一看。

阿娘沉默了。

我也沉默了。

那块白绢上，牡丹不像牡丹，更像一坨不知道什么东西。针脚歪歪扭扭，大小不一，有的地方密得像麻绳，有的地方疏得像渔网。最要命的是，我居然把绣线和底线缠在了一起，形成了一个死结，解都解不开。

阿娘把那块白绢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最后叹了口气：“算了，你不适合做绣活。”

我如释重负。

阿娘又说：“但织布你学得不错，裁衣缝裳总得会吧？”

于是刺绣课被取消了，改成裁衣缝裳。

裁衣比刺绣简单得多。阿娘拿了件旧衣裳拆开，照着布料的样子画了纸样，让我学着剪裁。我上辈子没做过裁缝，但拿剪子、穿针引线这些活儿都做得来。

第一件成品是一条裙子，没有绣花，没有镶边，就是两块布缝在一起，腰上穿根带子。

丑是丑了点，但能穿。

阿娘看了一眼，说：“还行，以后多练练就好了。”

从那以后，我的日常就多了几项内容，织布、裁衣、缝衣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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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爸有时候会教我画画，他的书房里有些颜料，我时常把颜料盒子拿出来画画。

我在他书房里到处翻翻找找，找到了聊斋志异，我就开始看看聊斋志异，看些三国演义之类的书籍。

不过阿爹爱惜他的书房。

他的书房就像他的领地，每一本书摆在什么位置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我小时候去他书房看书，看完一本放回去，放错了位置他都能发现。

“宁娘，这本《诗经》不是放在这里的。”

“宁娘，这本《孟子》你倒着放了。”

“宁娘，你是不是在我书房吃糕点了？你看这书上有渣子！”

我不是故意的。

拿书的时候偶尔会蹭到书页，翻书的时候不小心会折角，看书看饿了顺手啃两口糕点，渣子掉到书缝里，也是常有的事。

在阿爹看来，这就是捣蛋。

但我只是在看我的书。

矛盾在我十岁那年爆发了。

那天我在书房找书，抽了一本《老子》，不小心把旁边一摞书碰倒了，“哗啦”一声，七八本书掉在地上，有两本的书脊磕出了印子。

阿爹刚好推门进来，看到这副场景，脸都绿了。

“宁娘！”

“我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“你就是故意的！”阿爹蹲下来捡书，一边捡一边心疼地摩挲那些书脊，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都磕坏了！这是你爷爷留给我的书！”

我站在旁边，低着头，不敢吭声。

阿爹捡完书，站起来，长长地呼了一口气，像是在压制内心的怒火。

“你以后不要来我书房了。”

“那我去哪？”我问。

阿爹没回答，转身走了。

第二天，我家多了一套桌椅。

那是阿爹专门去镇上请木匠打的，一张小小的书桌，一把椅子，漆了深棕色的漆，桌面打磨得很光滑。书桌靠窗放着，窗台上还放了盏油灯，光线照着书桌，正好适合看书。

阿爹把他的书房钥匙收了回去，却搬了一大摞书到我房间里。

“这些你先看。”他说，语气还有些赌气，“不够了跟我说，我再给你拿。”

我看着那摞书，比我书房里三分之一还多。

我坐在新书桌前，打开一本《老子》，窗外有鸟叫声，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。

挺好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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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年开始，我们家搬到了苏州城里，阿爹说酒楼生意渐渐起来了，文具铺子只需要雇佣一个掌柜的看店就行了。

我去酒楼玩过几次，总算知道他们不带我来的原因了，确实鱼龙混杂，什么人都有，大厅台子上还有许多歌女舞娘表演。

但我喜欢和那些姐姐们玩，她们排练我也在一旁模仿，从一些简单的舞步学起，我和那些同龄的丫头们一块儿练习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我并不怕那些练习之苦。

我在上辈子就对舞蹈感兴趣，但骨头都硬了，怎么练都练不出那种轻盈灵动的感觉。这辈子从十岁开始，身体还没完全定型，柔韧性还很好，正是学跳舞的好时候。

我没有请专业的舞蹈老师，我找了一些画册看，看了些舞蹈表演，自己摸索着学。学的都是比较简单的舞蹈动作，那些需要大跳、翻滚、托举的高难度动作，我只能拿出我的私房钱拜托那些舞娘教我。

我初学的是扇子舞。从阿爹店里拿了好几把空白扇面，自己画了图案上去。我画画不行，但阿爹画得好，帮我画了几把扇子，有梅花、兰花、竹子和菊花。

扇子舞的动作比较舒展，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文雅的气质，不会让人觉得轻浮，扇子舞的尺度刚刚好。

我学了大半年扇子舞，从最基础的手位、扇花的开合开始练，慢慢地加上了旋转、步伐、身段的配合。我的身体协调性还不错，学起来不算吃力，练了几个月已经能跳完整支舞了。

一开始我还躲着阿爹阿娘，不过他们还是发现了，想象中的责骂并没有来，他们只说学些才艺也好但不要以此为生，那太苦了。

同年，陈安之被送去学剑，说是为了他强身健体，但我出于好奇也跟去看了看，阿爹阿娘惯着我也同意我跟着一块儿学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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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岁之后，我的生活变得规律起来。

上午做家务、织布、学舞蹈。

下午看书、写字。

晚上练月琴。

书架上那一摞书，我一本一本地看，有的浅尝辄止，有的反复细读。写字用的是毛笔，阿爹教我临帖。我的字写得不怎么样。

我不太喜欢临帖，觉得枯燥。练了几个月字我发现我的毛笔字太烂了，就不浪费纸墨了，用树枝在泥土上练练字，抄抄书。我天天趴地上，衣服都乌漆嘛黑的了。

后来为了保护好衣服，我把泥土装在一个陶瓷盆里，做了一个可重复利用的写字工具，这样我就可以坐着写泥土字了。

但阿爹说写字能静心，我就硬着头皮练。练了两年，字虽然还是算不上好看，但至少工整了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春去秋来，寒来暑往。

但我不会天天待在家里。

我暂时不想在一个地方闷坐一整天。

每隔几天，我就会像个野小子一样在外面乱跑。有时候去湖边划船，有时候去街上散步。

家里人从来不约束我。

这真的很颠覆我对封建时代“重男轻女”的认知。

在我有限的认知里，古代的女孩子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整天被关在家里学规矩、做女红，哪里能像我这样满山遍野地跑？

阿娘对此的态度是：“她在外面跑跑怎么了？比在家闷着强。再说了，她又不去什么不正经的地方。”

阿爹说：“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多跑跑好。”

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不是所有古代家庭都这样。陈家之所以对我这么宽容，一是因为阿爹阿娘本身就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人，二是因为这个镇子靠海，风气开放，女孩子天足、出门、下地干活都是常事，不像内陆那些地方规矩大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我很感激。

感激这辈子遇到了这样开明的父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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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岁之后，家里人就不大让我出去乱跑了。

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变得保守了，因为镇上出了拐子。

去年秋天，隔壁镇子丢了一个小姑娘。家里人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，不知所踪。

听大人们说，是被人贩子拐走了。

消息传到我们镇上的时候，阿娘的脸都白了。

那天吃晚饭的时候，阿娘忽然放下筷子，看着我说：“昌堂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不许一个人出门了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你没听说吗？隔壁镇子丢了孩子！”阿娘的声音有点发颤，“你想吓死我和你阿爹？”

我想说“我十二岁了，不会被人拐走的”

“那我跟大哥一起出去呢？”

“你大哥也不许。”阿爹难得地站在了阿娘那边，“不光是你，安之也不许一个人往外跑。要出门，必须有大人陪着。”

那时候安之已经十四了，听到这个话，脸拉得老长：“我都十四了，还能被拐？”

“十四怎么了？拐子还管你多大？”阿娘瞪了他一眼，“你要是被人贩子卖到黑煤窑里挖煤，我跟你阿爹找谁哭去？”

陈安之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也没说。

我倒是比陈安之想得开。

十二岁了，也确实不该像小时候那样到处跑了。再说，我本来就不是那种闲不住的性格，我喜欢出去跑，但也不是非要出去跑。在家也挺好的。

从那以后，我出门的次数就少了很多。

偶尔实在闷得慌了，就在自家院子里走走，或者去房顶上看看我种的那些花花草草。

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，秋天的时候开满金色的花，香气能飘到隔壁街。我在树下放了一把躺椅，天气好的时候就躺在椅子上看书，桂花簌簌地落在书页上，像金色的雪花。

这种日子，比在外面疯跑另有一番滋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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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岁渐大，阿娘开始注意起穿着来了。

“昌堂，你这身衣裳穿了多久了？”那天阿娘从柜子里翻出我的衣裳，皱着眉看了一会儿，“这是你十岁那年做的吧？都短了一大截了。”

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衣裳，确实，袖子露出了一截手腕，裤腿也吊在脚踝上面。

十二三岁的女孩子，正是蹿个子的时候，衣裳穿个一两年就小了。

“明天去买布。”阿娘拍板。

第二天一早，阿娘带着我去了镇上的布庄。

阿娘拉着我在店里转了一圈，挑了七八种布料。水红色的棉布，嫩黄色的棉布，翠绿色的细葛布，天蓝色的软绸，还有藕荷色、月白色、鹅黄色的几匹。

“太多了吧？”我看阿娘选了一堆。

“不多，”阿娘眼都没眨，“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多做几套换着穿。”

我又看了一眼那堆布料的颜色，太鲜亮了。水红色、嫩黄色、翠绿色……这些颜色对上辈子活了三十九年的我来说，简直是“死亡芭比粉”级别的存在。

但阿娘不这么想。

“你小姑娘不穿鲜亮的，谁穿？”阿娘把那匹水红色的布抖开，在我身上比了比，“嗯，这个颜色衬你皮肤。”

我看了看那匹布，又看了看自己，在清朝生活了十几年，我的皮肤确实比上辈子白了很多。大概是古代没有那么多污染，紫外线也没那么强，加上家里油水够、营养足，皮肤养得很好。

同样的颜色，上辈子穿是“村”，这辈子穿可能就是“灵”了。

阿娘给我量了尺寸，做了好些裙子和上衣。有对襟的褂子，有交领的襦裙，有琵琶袖的上衣配马面裙，还有几件夏天穿的薄衫。

颜色都是鲜亮的。水红配月白，嫩黄配翠绿，天蓝配藕荷。阿娘喜欢把不同颜色的布料搭配在一起，说是小孩子穿得花哨点好看。

我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衣裳，心情复杂。

上辈子穿了好久的黑白灰，没想到这辈子被阿娘逼着走起了少女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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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发的事，阿娘也有了新规定。

“不许再剪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摸了摸自己齐肩的头发，觉得挺舒服的。

“你看看镇上跟你差不多大的姑娘，哪个是短头发？”阿娘把一面铜镜举到我面前，“你都多大了，还跟个假小子似的。”

铜镜里映出一个少女的脸，鹅蛋脸，浓眉淡眼，眉眼间还带着几分稚气，皮肤白净，嘴唇稍厚，头发乌黑浓密，但只到肩膀，用一根发带随便扎着。

铜镜打磨的十分明亮，有一层黄色的滤镜，我惊讶的发现，我如今的样貌竟跟上辈子有六七分相像。

“留长头发，”阿娘放下铜镜，语气不容置疑，“至少到腰。我给你梳发髻。”

从那以后，我的头发就开始自由生长了。

阿娘每隔几天就给我洗一次头，用皂角水，洗完了用篦子细细地篦，说是篦一篦头发长得快。头发长长之后，阿娘开始教我梳发髻。

“你先把头发分成三股，编个辫子。”

我照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