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话之后的第四天，介舟发来一条消息。

不是文字，是一段拦截到的信号记录。信号源来自创岛地下两百米的屏蔽层，和之前阿夙发消息的路径一模一样。但这次的内容不是“望初哥，我进监狱了，你喜欢现在的我吗”。这次的信号不是发给何望初的。

介舟在记录下面附了一行备注：“她用军用级加密协议劫持了创岛的备用中继站，信号穿透力比我们现有的所有设备都强。我拦不住。她发给了你。”

邵昱东盯着屏幕上的信号解码记录。阿夙发给他的消息只有一行字，没有署名，没有前缀。

“让他接电话。”

他知道“他”是谁。是何望初。

邵昱东把手机放在桌上。季北临在车库里，不在旁边。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日光灯在头顶嗡嗡响。手机又震了。

“我知道你在看。让他接电话。你可以跟他说——我只说一次。说完就不发了。”

邵昱东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。然后他站起来，拿起了手机，拨了何望初的号码。

响了一声对方就接了，像是他一直拿着手机在等。

“她找你了。”何望初说。不是问句。

“嗯。她要跟你说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何望初的声音很平，但邵昱东听出了那种被压到最低限度的克制。季北临说“你手不疼吗”的时候是冷静，何望初说“我知道”的时候是克制。克制比冷静更耗命。

“她说只发一次。说完就不发了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何望初说了一句话，声音轻到邵昱东差点没听清。“她说过很多次了。”

邵昱东没有回答。每一次她说只发一次，说完就不发了。每一次她都发了下一条。何望初在电话那头等了几秒，没等到回答，然后他说：“接。”

邵昱东把手机切到三方通话。阿夙的信号已经等在信道上了。信号接通的那一刻，邵昱东听到了她的声音——不是录音，不是文字转语音，是她自己的声音，比两年前庭审录音里的更轻，更慢，像是每一个字都在舌尖上停过再放出来。

“望初哥。”

电话那头没有回应。邵昱东能听到何望初的呼吸声——很重，但不乱。

“你找邵昱东。”何望初说。声音稳得不像话，像是这三个字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。

“因为你不会接我的电话。”阿夙说，声音里没有委屈，没有撒娇，没有她发消息时那种偏执的黏稠感。她用陈述事实的语气说了这句话，跟季北临说“这个接口你插反了”一模一样。邵昱东忽然意识到一件事——阿夙和季北临说话的方式很像。不是性格像，是说话像。都是陈述句，都是平铺直叙，都是把别人绕了十万八千里的情绪直接碾成一行字。但季北临的陈述句是为了让你看清真相，阿夙的陈述句是为了让你接受她制造的真相。同一个语法，完全相反的用途。

“你想说什么。”何望初的声音从中间那条线传过来。

“你告诉他了。刘晏若的事。”阿夙说“刘晏若”这三个字的时候没有停顿，没有任何异样的语调，像是在说一个不在场的陌生人的名字。

“是。”

“你不应该告诉他。”

“他是刘晏若的朋友。”何望初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终于裂了一条缝，不是失控，是太用力了，把克制压得太紧，紧到声音本身承受不住。邵昱东听过这个声音——刘晏若在两年前的最后一场比赛之前给何望初打过一个电话。何望初接电话的时候在修车，把扳手放在工具箱上，用肩膀夹着手机说“你家里的事你别想太多，比赛正常比”。那时候何望初的声音也是这样——太稳了，稳得不正常。他在安慰刘晏若的时候，还不知道那个电话之后刘晏若会死。现在他知道了，但他在接阿夙的电话。同一个声音，同一个人，生和死之间隔着同一种克制。

“他是刘晏若的朋友。”阿夙重复了一遍，然后用那种陈述事实的语气说了一句，“我是刘晏若的妹妹。他是我哥。”

何望初没有说话。

“你没有告诉邵昱东一件事。”阿夙说，“我装的炸弹，我提取的信息素，我买通的法官。这些你都说了。但你没说那天晚上我哥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在另一个房间里听完了全部。你没说后来我进监狱之前，我爸来找过我。他说他可以送我出国，把所有的证据都洗掉。我说不。我要去监狱。”

何望初没有问为什么。他只是沉默。然后他开口了，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：“你不是为了认罪。你在外面，我可以拉黑你、不见你、不听你——你没办法。但你进来了。你说你这是赎罪，但你选了一个离我最近的地方赎罪。你算准了我分不清——我每次拒绝你，到底是在拒绝一个罪犯，还是在拒绝一个我认识了十几年的人。”

阿夙没有说话。她的沉默本身就是确认。

“你知道为什么。”何望初把阿夙刚才说的话原样还给了她。

“你说完了。”何望初说。不是问句。

“说完了。”

“那你听好。第一，刘晏若是我兄弟。你不配提他的名字。第二，你装的炸弹，你买通的法官，你陷害我的两年——我会记住。但我不会去找你。第三，你在监狱里也好。你在外面也好。你不要再找我。”